《古城古国》城市之祖之城的萌芽

 城的最早萌芽

    位于洞庭湖滨的澧阳平原，是史前遗址最密集的区域，方圆7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现了400多处史前遗址，从旧石器时期到新石器时期，一直连续不断，而且史前聚落形态的演变序列也清晰明朗。再向周边延伸，三峡流域和江汉平原史前遗址也多过其他任何地区。
   追根溯源，上溯到200万年之前，在巫山就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头骨化石，长江流域的人类化石数量，占整个华夏大地人类化石总量的86%，因而有学者提出了“东亚人起源于长江三峡”之说。
    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澧阳平原最早的祖先，就是从巫山洞穴中走向平原的先民，也就是九黎祖先，后来分出三苗。到旧石器晚期，离城头山大约10公里远的临澧县竹马遗址中，能看到先民定居生活的遗迹，那里的高台建筑基址之上，又叠压着新石器时期早期彭头山文化遗存。这个时期离城似乎还很遥远，但可以确定是早期的部落已经开始群居生活。
    而关于早期的城，中国著名城市历史研究专家、同济大学董鉴泓教授认为，一个文明发源地能不能称得上城市，要看它是否具有固定居民点、防御性设施以及手工业作坊和商业集市四大要素。
    根据这四要素，澧阳平原早期的聚落形态，都已经处于了城的萌芽状态。
    澧阳平原上的彭头山遗址中，房屋结构由半地穴式建筑到柱洞建筑，居住环境有了改善。他们已大面积种稻，粮食的收割、储备、加工等已比较成熟，小规模的纺麻织布与制陶，出现了初步的分工。在9000多年前，他们形成聚落慢慢地向城的形态演变，在巫师的带领下举行祭祀活动；根据气候与天象摸索出最早的历法；在居住区外挖出一条防洪防守的壕沟。
    署名为“老弓”的一篇学术论文《彭头山文化：水稻与城镇的起源》中写道：“澧县大坪的彭头山是一座新石器时代古城址，清理出大片古代居住遗址，清理面积4000平方米，在这些居址中，发现有排水沟、排水管、墓葬、地穴等建筑设施，并有地面建筑基址，由黄色黏土和粗砂筑成，屋内有灶坑、门等设备。并出土了大量陶器，大多饰有绳纹，还发现数座陶窑和制作坊，证明该遗址为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之乡，陶器造型优美，技术成熟，纹饰流畅，时间跨度为9000年前至4000年前。最重要的发现是水稻，并用显微镜观察到已经炭化的稻谷，结合遗址中的灌溉设施和稻田遗迹，证明彭头山人早在9000年前便从事稻业种植……此外，考古学家对澧县境内的彭头山遗址进行发掘，在遗址东侧发现一道围墙……这些发现，都说明彭头山遗址已具备了城址的雏形。”
    后来，九黎祖先把彭头山文化带到八十垱，除了修建干栏式房屋和柱洞结构的房屋外，他们还规划出专门的墓葬区。这时的八十垱，除了壕沟外，还修筑了环绕聚落的城墙和挡水坝。这些工程，靠一个氏族显然是完成不了的。这些工程都是公共设施，需要大家一起协作，有组织有规划地完成。八十垱还有大型的粮食仓库，这些食物的储备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还是为了再分配的公共财物？抑或是为防天灾人祸所做防患于未然的准备？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了有统治与权力以及阶级的存在。
    在八十垱遗址中还发现翡翠饰品，澧水流域不产玉，目前也没发现玉加工遗址。这个翡翠饰品是人的流动带来的还是商品交易换来的？如果是人为流动的产物，那么说明有可能拥有这个翡翠的主人身份不一般。他在这个区域内有某种优势，或者他是外地的移民，来的时候就已经有玉在身；如果是作为商品交易而得来，则说明八十垱已经有了城市的交易功能。
    从公共设施到粮食贮备，可以肯定，八十垱已经有了统领大家的首领，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才能，他能把不同的宗族统治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环壕聚落。而翡翠的出现，不管是人口流动的自然流入，还是因为商品交易所换得，都说明和外部有了联系，这为集市的交易打下了基础。这时的社会形态，聚落和周边在诸多方面有了紧密的联系，这是走向城市的先决条件。
   澧阳平原已发现的彭头山文化遗址有16处，彭头山和八十垱是典型代表。它们为什么最后没有发展为城呢？考古发现，它们几乎都在同一时期衰亡了，也就是7800年前消失了。
    在这个时期消失的华夏文化还有漯河的贾湖文化。贾湖文化的发展有长江流域的影子，在那发现了从长江流域传过去的稻谷、巫文化，发现了骨笛、契刻符号、酿酒遗存等。它和八十垱一样，也慢慢地向城演变。但最后发展为城市的地区，却是城头山。究其原因，可能是史无前例的灾难毁灭了这些早期的聚落。
    洪灾虽然毁灭了彭头山和八十垱这些聚落，但并没有阻断先民前行的脚步。历史在不断地发展与演变，先民们在摸索中总结经验，缓慢地前行。彭头山文化之后也没有形成断层，紧接着皂市下层文化替代了彭头山文化。
    随着聚落之间交往和联系的加深，皂市下层文化除了在澧阳平原发展而外，也延伸到洞庭湖区，比较典型的有澧水流域的涂家台遗址，湘江中下游的大塘等。
    涂家台遗址在洞庭湖区南县南洲镇大郎城村东部一不规则的台地上。其文化内涵包含了皂市下层文化和彭头山文化晚期两个阶段。这两种文化存在于同一遗址，涂家台遗址是第一例。其墓葬是迄今为止洞庭湖地区已发现的最早的墓葬，是洞庭湖地区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聚落遗址。它不但扩大了洞庭湖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的分布范围，而且对研究洞庭湖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体系、文化发展序列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可见，澧阳平原的影响力在彭头山时期就已形成了。
    最值得一说的是，早期的涂家台遗址，发现了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船形棺，4000多年后的四川古代巴族流行舟葬，而古巴族可能就是九黎的一个分支。在东南亚、所罗门群岛、萨摩阿群岛，只有首领死后才能使用船棺。8000多年前的澧水流域，用粗糙的石器，把一根大树凿成舟形，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工程，其工程量和难度比今天造一艘船要大得多，相对其他一般的墓葬，这个舟棺可能是当时最高规格的墓葬，因而，这个墓葬可能是首领墓。如果这个推断成立，就说明已经有阶级产生，为以后城的出现埋下了伏笔。城是文明的产物，也是阶级的产物。那么首领对这个地区的领导和推动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皂市下层文化中晚期，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大致分为三支，澧阳平原的皂市下层文化涵盖整个洞庭湖区；怀化洪江的高庙文化也发展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就是长江沿岸的湖北城背溪文化。这三支里最具代表性的是高庙文化。
    高庙文化中发现了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的遗迹，发掘了7000年前的大型祭祀场所，发现了最早的人祭，可见当时的等级制度已很明显。这个祭祀场不仅规模巨大，且牲祭、人祭、窖藏与议事会客场所俱全，在当时很可能是一个区域性的宗教中心。那么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的传播中心，从宗教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来说，也具备了一个城市才有的统治能力，可它最后为什么没发展为城市呢？
    一个城市的出现，首先要具备建立一座城市所必需的物质基础：剩余食物的贮备，足够多人使用的工具，容易被外族觊觎的财富……第二个原因就是战争，为占有更多的资源，从而导致外族的攻击，然后出于自身安危的考虑，修筑城墙。
    以上几个史前文化没有发展为城，主要还是没有足够财富的积累，没有扩张、征服和统治的能力。
    一千多年后，高庙文化被大溪文化所覆盖，可见大溪文化的扩散和影响与聚落间的联系密不可分。这种扩散和影响造就了城头山古城，造就了城头山时代。
    城头山早期的文化属于汤家岗文化。汤家岗地处安乡，位于澧阳平原的边缘，相隔不远还有划城岗遗址。据城头山不远有丁家岗遗址，这些遗址中都发现了高庙文化的影响，如白陶。在汤家岗遗址发现了疑似祭祀场所的台地，还发掘了经过规划的墓地，能明显看出等级分明的墓葬陪葬品，可见其社会结构比彭头山文化时期复杂，乡村聚落的领导中心正在萌芽阶段。
    这时的稻作农业比较成熟，城头山大片的稻田和配套的灌溉设施，使它的粮食产量相对其他地区要高出许多，还有财富的积累，以及统治者超人的智慧，使“城”呼之欲出。
    所以，城头山城的出现，是稻作农业发展的必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