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发现了城头山古城址？城头山城址是怎么发现的？

——揭开六千年古城之谜

    1992年3月15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头条“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被确认”的消息不径而走。日本、德国、墨西哥和香港、台湾等地学者闻讯赶来考察。全国政协组织张守义、于洋、吴祖光等几十名政协委员慕名前来视察。1995年3月25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澧县视察时欣然题词：“城头山古文化遗址”。海峡那边的蒋纬国先生亦为澧县旅台同乡会《会务通讯》创刊题联：“中华文化亿万载，澧州古城七千年”。6000年也罢，7000年也罢，澧县城头山古城址是我国目前古城之最，年龄至少在6000年以上。
    澧县城头山古城的发现何以值得科技界、史学界、政界的名人、要人、领导人这般惊叹和惊喜呢？关键在于它的价值。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何介钧的话来说：
    ——城头山古城的发现，把中华民族文明历史上建城史往前一推就是1000年。
    —一城头山古城发掘所揭示出来的洞庭湖农耕文化，在世界上也属于起源最早的。
    ——这座古城的发掘结果表明，至少可以证明长江文明与黄河文明同为中华文明的摇篮。
    城头山古城大溪文化早期城墙外环长约1000多米、宽8-10米、深3-4米的宏大城壕（实为护城河），在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绝无仅有。城头山古城发掘中，同时出土173种植物籽实和象、鹿、牛、猪、羊、鱼、蚌、螺等多种动物遗骸，发现了压在大溪文化城墙下的稻田，这在新石器时代考古中又是第一次，其丰富程度，超过了有名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
    一句话，城头山古城发掘的独特成果，将促使我们修订某些重大历史结论，将谱写中华六千年文明史的新篇章，它的独特价值是史无前例的！
    城头山座落在澧阳平原中心，它的发现和发掘，反射着考古工作者睿智的眼光。1979年7月，一天上午，下乡进行文物调查的县文化馆文物考古专干曹传松和临时抽调的澧东乡文化站辅导员王本浩到了张大公路交叉的车溪乡南岳村境。
    曹传松往东望去，只见在这坦荡如砥的平原上，唯有那么两、三百米长的土岗突兀隆起，他根据澧阳平原上的高岗、土丘上有古文化遗址、古墓等经验，果断地判断：“这个土岗一定有古文化遗址，或者有古墓。”回县后，当初发现九澧楚墓群的经历促使曹传松食不甘味、睡不安寝，他感到似乎又有什么考古新发现。两天后，他因工作缠身，抽不出空来．就派王本浩先去南岳村现场考察一次。
    王本浩从南岳村回来后说：“曹老师，那是一个文化遗址，有很多陶片和黑土。”
    “标本呢？”曹传松问。
    “我认为反正你还会去的，没采集。”王本浩接着说：“我觉得这个遗址有点特殊，地形不同一般遗址……，，
    曹传松听到汇报后，第二天一清早，趁晨凉一人再上徐家岗。他在岗地上边走边看边思考：这百多亩高地上，周围是土丘围绕．是自然形成的，还是人工造成的呢？曹松传到当地农民家里借了把锄头，在高岗边缘的自然剖面上掏表土，这样掏的面积还不到一平方米，就清楚地看出积土是人工一层一层堆积起来的。他又换了个地方掏，其土层、土质似是古墓葬的封土堆，是不是战国楚墓绕着高岗的边缘而葬的呢？曹传松又多处选点挖探后分析；如果是墓葬，不可能很规则地好几百米长的绕着岗地边缘呈圆形而葬。是不是一道城墙呢？他又找到一位老人，问：“这里的地名叫什么？”
    “叫‘城头山’” 。
    “怎么叫这个名字呢？”
    “听老人们说，这里原来建过京城。当时在一幢屋的房顶上卧着一只黑狗子，城建了多久，黑狗也就在屋顶上卧了多久。即将竣工时，黑狗突然从屋顶上跳下来往西北方向跑了,京城也就没有建成”。老人接着说：“相传这个城区开有东西南北四个门”。曹传松发现东南西北城墙上确有四个缺口，这就应了有四个门的传说。
    曹传松觉得这个传说与自己猜测的十分吻合，心中一阵窃喜。他在笔记本上作了简要记载，捡了一些陶片标本，兴致勃勃地回县城了。
    曹传松打电话给省博物馆考古部，汇报了城头山的新发现。当年10月，考古部负责人何介钧专程来到澧县，曹传松带他到城头山现场勘察，何介钧肯定地说：“古城址是不用怀疑的。只是时代难以断定，是不是东周时期的楚城？是不是当时一个小的军事城堡？应作进一步研究。
    1980年，省博物馆馆长高志喜、省文物处处长侯良也来到城头山现场探视，并且让曹传松再掏土查看土层，一致认定土城无疑，并且看出，属于东周时期的文化层不多，只有一点点，而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层厚达2米多，说明这里文化最发达阶段是屈家岭时代，是否属于原始社会时期呢？值得作进一步发掘研究。
    1981年6月23日，楚文化研究学会在长沙成立。会期，该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俞伟超同高志喜等人慕名来城头山考察，围绕岗地边缘走了一周，采集了一些陶片标本。在楚文化研究会上，俞伟超对一些同行说：“澧县的同志了不起，发现了屈家岭文化的城址。”他回到北京，向一些同事们谈起城头山的发现，不料招来一些冷嘲热讽，说什么‘俞教授真了不起，只到澧县走一趟就发现了屈家岭文化城址”。
    尽管城头山的发现一度受到嘲弄和冷落，但是许多务实的考古学者、专家还是穿梭般地来往于北京、长沙、澧县。商周文化研究专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来过，北京大学考古系前主任严文明来过，国家社会科学院原所长安志敏也来过。他们也相信：在科学的问题上，来不得半一点虚伪和骄傲，决定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他们也相信，在科学研究领域里，许多时候、在许多问题上，常常是多数服从少数，而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1991年10月下旬，湖南省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何介钧经国家批准来澧县同县文管所联合发掘大坪乡大杨村孙家岗石家河文化（龙山文化）墓地，湖南师大历史系单先进副教授也系合作伙伴。这处发掘工程不大、成果不丰，只搞十来天就基本挖完了。这期间，曹传松与何所长同睡一个房，晚上多次谈起城头山悬而未决的有关时代的问题。单教授晚来一步，等他赶到时，基本上结束了。曹传松对何介钧说：“单老师下来一次不容易，总不能一点发掘都不搞就回去，是否让我和单老师在城头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