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发现了城头山古城址？城头山城址是怎么发现的？

公事的人也不会无缘无故地乱配陪葬品，唯一可行的，就是按生前辈份、资格来确定。那么，阶级的起源究竟从什么时候算起呢？这些，又是值得史学家研究一阵子，当年11月20日，国家文物事业局副局长黄景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者刘观民到城头山发掘工地检查工作，他们考察发掘程序是否符合技术规定．确定的时代是否科学，最后打了合格的收条，作了肯定的回答，是中国当时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城址之一，被评为1 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1993年10月，国家文物局拨款20多万元，省政府加拨10万元，在澧县城头山进行考古发掘大会战。省考古研究所由何介钧同志领队，抽调了全省考古精干力量，组织40多名专业人员进行了发掘，此次发掘还是以试探性发掘为主，他们在城内东西、南北中轴线上布了若干个5×2米的探沟，深度以挖到重要遗迹遗存为止。这次发掘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一个收获是在城内中偏北部位发现了大型氏族公共墓地；城内中偏西部位发现了大片房子夯土台基，这就为94年的大型发掘找准了地点。另一个大的收获是在东、南两处都发现了大溪文化时期的壕沟，壕沟宽9-10米，深3-4米，在东壕沟内岸上发现了夯土层与上层的夯土层之间被一个小灰坑隔开，该灰坑内出土物纯属屈家岭文化早期的陶器。针对这种情况，主持发掘者提出来，灰坑之下应是与壕沟同时期的城墙。但当时由于渐近挖掘尾声，时值浓冬，加上认为不可能有与壕沟同时那么早的城墙，以至于将临壕沟的夯土层作为了一遗迹现象处理。在南壕沟的淤泥里出土了一件制作精致的木浆、船艄，还发现了架在壕沟上的木桥，虽然木桥已垮塌，桥面不复存在，但其木料散落在原地，木桥两端的桥墩依稀可见，为了防止桥墩崩塌，当时的能工巧匠在沟里围着桥墩打下了很密的木椿，木椿里面横拦着竹杆，竹杆内又垫一层侧立的芦席。那芦席的编织方法也是五片蔑一组，每组呈人字形交叉而成，简直与当今洞庭湖区农民所用的芦席没有两样。泥土里面的那些木椿、木板、榫卯结构的木构件表明，当时的木工业、编织业、建筑业的工艺水平已非同一般。而制造这种手工业的工具，很难想象是用石刀、石斧、石凿加工而成的。在壕沟的淤泥里，出土了野生和人工栽培作物，包括稻谷、大米、豆类、瓜类、莲荷类、蔬菜类、硬果类等上百种植物籽实。瓠瓜（即葫芦瓜）出土时，还保留有黄色的肉质。真不明白是什么神奇的办法，为我们保留了祖先如此众多、如此优质的遗存，为我们研究古人生产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同时出土的还有象、鹿、牛、猪、羊、狗、鱼、蚌、螺等20多种家养和野生动物遗骸。试想，六千年前的城头山，又有那么多动物可以训养或猎取，跨越水面有舟、桥，那该是～种多么美丽的男耕女织、男猎女养、男制女种、男征女守的田园风光呵j如此众多的历史遗存使一些考古学者认为这是大溪文化城址，但是有的专家持异意。不过，都认为这是屈家岭文化早期的城墙确实无疑，距今至少有5000年历史。
    1994年1 0月下旬，城头山的考古大会战拉开了帷幕，发掘目的以揭露氏族公共墓地、房屋台基为主，分四个探区，通过近三个月的紧张发掘，成果喜人：一探区的南壕沟又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籽实、动物骨骸；二探区的居住区，发现了屈家岭文化时期的两座房屋台基和用红烧土、沙及粘土铺造的一条宽阔路面。在那片红烧土铺筑的屋基上，有成排的柱洞、柱础、门道、红烧土墙和墙基。可看出此处的房屋有前后两栋，座北朝南，前栋房屋中间有一条公共走道，走道两边排列的每间房屋面积大不过七、八平方米，小的仅五、六平方米，但间间紧挨，相互隔开，这种分室而居现象使人不难想起当时起码已进入偶婚阶段。后栋房子看上去是食堂和厨房，房子里面有四个连体大灶，灶上四个大陶釜已破碎，地上有陶碗、陶钵等。可想而知，这里曾经是一个经济独立的一个家族的生活起居场地。房屋后有一条用烧制的土块铺成的大道贯穿东西，远及东西城门。原想以揭露房屋为目的的三探区，意外的收获是发现了一处工序非常齐全而又非常集中的制陶作坊区，深2米多的拌料坑内仍有一堆泥料，旁有蓄水的池。往南有一个斜坡道，直通制坯的场地，附近还有7座古窑，这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考古中也属罕见。四探区只发掘400多平方米，清理500多座墓，出土文物3000多件。
    1996年冬天，省考古所所长、研究员何介钧同澧县文管处主任、副研究员曹传松又重新清理、探掘西南、东门两条探沟。12月22日，探沟剖面全部挖到墙根了，不同的土层分界线表明城墙是在大溪文化早期、中期和屈家岭文化时期三次加高筑起来的，始造年代比起初认识的年代提前了1000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张学海先生应邀前来看了，也确认城头山古城年龄超过了近年发掘的河南郑州西山的5300年前的古城址，这是距今6000年前的我国目前所发现的唯一的最早的古城址。在城墙基脚已发掘的50平方米的范围内，还发现了20多具双手背在脊椎骨后的人骨架，分析这是建城奠基时举行祭祀活动所为。12月29日下午，曹传松在东门城墙探沟底部发现一条规则的土埂，土埂两侧有很多平整的灰色软泥，厚度达30厘米。他惊喜地说：“这可能是6000年前的稻田。”第二天，何介钧同张学海将软泥标本带到长沙作硅酸体含量测试，结果表明，其中水稻梗叶和稻壳的硅酸体含量为6个单位，仅比耕种至今的现代稻田的含量少2个单位。1997年1月3日，第2条田埂又在何介钧眼前出现了，他们还在田埂边一块覆盖着的陶片内，发现了一个田螺的遗体。稻田泥土中还有许多稻粒，还有与稻田配套的灌溉设施。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稻田，也是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稻田。它不仅说明6000年前的城头山人水稻栽培技术已相当成熟’而且否定了中国水稻生产是由国外亚热带国家引进并发展起来的生物界的定论。在此以前，人们将壕沟内出土的稻谷籽实作过同位素碳十四测试，对确定距今5000年的时期持保留态度，将离城头山仅十里多路的大坪乡孟坪村彭头山出土的稻谷作了同样测试，对确定距今8000多年的时期亦将信将疑。而这次规则稻田的出现以及对其耕作层的硅酸体测试结果，详实的证明前两种检测的准确可靠性，也向世界表明．“湖广熟、天下足”的结论起源悠久，洞庭湖、澧阳平原是鱼米之乡的历史由来已久，名副其实。
    为什么城头山2米多深的现代耕作层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