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澧县城头山古城址发掘记

    1979年，澧县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车溪乡南岳村发现了一座古城，它座落在高出周围平原1-2米的低平岗地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或“平头山”。
    1991年冬，我们在作了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决定对城头山的西南城墙进行解剖，以求确定它的建造年代。不料想，开了这个头，以后就成了无法停歇下来的大工程。从1991年秋冬到1998年秋冬，由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对城头山连续进行了七次发掘，我作为发掘的总领队在城头山度过了八个秋冬。
    而今，城头山已经闻名国内和国外了。1995年春，江泽民主席亲自为城头山古文化遗址题名，并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7月，在北京召开了有国内一流的考古学家和中央有关部委领导参加的“城头山遗址发掘学术意义论证会”，与会学者和领导高度评价了城头山的发掘对研究稻作农业起源、城的起源和文明起源等前沿学术课题所具有的重大意义，并建议在城头山建立大型遗址博物馆。在中央各部委的支持下，这一计划已经启动。1992年和1997年，城头山两次被评选为“全国考古十大发现”。1998年春，在日本有很高声誉的日本国际文化中心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希望与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作，以城头山为主要对象，开展对澧阳平原环境考古和高科技考古的合作研究，期限为三年：这一合作项目，得到国务院的特许，已于1998年冬开始进行。
    城头山八年的发掘，究竟有哪些引起世人注目的重大发现呢？我想主要有三项。

首先是确证了这座城是当今中国最早的城

    我们对城头山城墙的解剖分几年方始完成。1991年和1992年，解剖了城墙的内坡，发现在内坡上压着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堆积，而紧贴城墙内坡的文化堆积属屈家岭文化中期，距今4800年左右。因此当时我们把城头山古城建造年代定在不晚于4800年。1994年，我们将解剖城墙的探沟往外延伸，了解了墙心部分的叠压关系：墙心部分的墙体直接压着大溪文化晚期的地层。因此，我们将城头山古城筑造年代提前到了距今52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早期。1996年冬和1997年冬，将城墙从内至外解剖贯通，直至被屈家岭文化时期城墙听压着的大溪文化早期壕沟。这样基底宽达37米，高5米多的整个墙体剖面清晰地显露出来，让我们从整个城墙的内段开始观察：城墙的内段是最后一次修筑的城墙，墙心部分是和内段同样高度，但其内坡被内段城墙所压：这两部分墙体的夯土，有着明显的区别：内段各夯土层之间铺垫一层卵石，而墙心一段则为纯净的大块原生土叠筑，然后略加夯打，见不着卵石痕迹。两者界限十分分明。更重要的发现是：墙心部分压在更早一次修造的城墙之上，它既压着较早城墙的内坡，又压着其顶部。较早一期城墙的内坡则压着大溪文化早期的文化堆积，局部则被大溪文化晚期的地层所压，因此这期城墙要晚于大溪文化早期，而又早于大溪文化晚期，即应为大溪文化中期，距今5600年左右修建，它的位置在整个城墙的外侧。新的发现还不止于此。在这段较早的城墙之下，还露出了更早的城墙，这才是城头山古城的源头。但如果仅有一、二两期城墙的叠压关系，我们还无法确定第一期城墙修建的绝对年代。但我们的运气实在好得令人无法相信：在第一期城墙和第二期城墙底部之间，正好隔着一层文化堆积，内中有大量陶片，凭着经验，我们认出了这是属于大溪文化二期偏早的遗物，时代已逼近6000年了。还不放心，我们又取了地层中的木炭标本作碳十四年代测定，测定数据为5920 -r-i20年，和我们依据陶片所作的判断惊人地吻合。那么被它所压的第一期城墙筑造年代当为大溪文化第一期，距今时间不会少于6000年。这一期城墙现存高度仅2米，底宽10多米，但有明显夯层。这样低矮的城墙能起到防御作用吗？在清理了与其同时的设施后，这种疑惑终于消除了。原来第一期城墙正好修建在整个岗地的边缘，而在岗地外边修造了深4米的壕沟，壕沟的开口与岗地有1米多的高差，将岗地边沿削成斜坡，城墙与壕沟之间用斜坡过度和衔接．这样从沟底到第一期城墙顶部高差达7-8米，完全可以组合起来成为具有效力的防御设施了。这种四期筑城的地层关系是不是局部现象呢？为了有更充分的证据．我们又对东城墙进行了解剖，解剖结果提供了与西南墙相同而且互相对应的四次筑城的地层关系。
    到目前为止．全国共发现史前古城近四十座，其中有二十余座筑造于龙山时期，即新石器时代末期，距今4000余年。有十来座筑造于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或与其相当的其它考古学文化时期。在城头山古城未确证之前，中国已知最早的一座城为仰韶文化晚期筑造的河南郑州西山古城，距今约5300年，而城头山古城始建于6000年前．将中国古城出现的时间推前了700-800年。
    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都将“城”认定为鉴别国家的指标，古文学关于“国家”的字眼往往带有表示城墙的义符。难怪《礼运>的作者以城郭沟池作为国家的要件。今天看来，城还透露更深刻的意义．古城都是夯土城墙，筑城工程相当复杂，从设计、测量，以至鸠工取材、取土、运土和夯筑，过往繁复，劳力密集。由筑城工程可以透视其行政组织发展的程度，大批劳动力的编组和指挥，养活他们的粮食也显示剩余生产集中的多寡。沉默的城墙经考古学家发掘后，终于如实地提醒我们，恩格斯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公共权力，可以清楚地从它身上读出来。
 

其次是揭露出6500年前的水稻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揭露的稻田都要早

    洞庭湖区是稻作农业最主要的发源地。在澧县的彭头山，八十垱等遗址均发现了距今8000年左右的水稻。特别是八十挡发现稻谷的数量更是惊人，在数平方米的范围内竟收集1.5万粒，它们不仅是世界上已发现的稻谷稻米中最早的一批，而且数量超过了国内各地已收集的总和。根据其形态，农业学家认为多是栽培稻，由此，“长江中游，特别是洞庭湖平原为稻作农业的最重要发源地”成为许多农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观点。但要在国际学术界成为无可争议的共识，还需要提供一项必不可少而又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据，那就是寻找到当时的水稻田。为此，中国和日本的学者在澧阳平原作了大面积的钻探和取样，但始终未能选准进一步探寻的理想目标。1996年12月，城头山东城墙当解剖到临近原生土层时，却出现了未曾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