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主页 > 学术研究 > 遗址杂谈

一个人和一座城

时间:2011-6-26 16:28:06 来源:未知 作者:《湖南画报》 点击:6714次

    1961年,年方21岁的何介钧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次年,他从从教的兰州大学调回故乡湖南,从此开始了考古生涯。
    30年的岁月如锍水一样逝去,他却一步步登上了事业的高峰,并为湖南的考古带来了辉煌。1973年何介钧参加了举世瞩目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和大型报告的编撰,他一直认为这是一次难得的幸运和机遇。1983年,他被上级领导和群众推举出任湖南省博物馆副馆长,主管业务。虽然此后行政事务日益繁重,但他一直不能丢下被他迷恋的考古工作。1986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何介钧先生被任命为昕长。
    七十年代以前.湖南考古的重点是楚汉墓葬的发掘和研究,而遗址.特别是对于复原古代社会和历史至关重要的史前和先秦时期古遗址,几乎没有作过一次较为正规的发掘。从七十年代开始,何介钧先生毅然走进了这一新的领域,并且成为这一领域的主要开拓者。此后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先后主持发掘了澧县梦溪三元宫、丁家岗、孙家岗、斑竹、宝宁桥、安乡县汤家岗、划城岗、度家岗、华容县车轱山、湘乡市岱子坪、平江县舵上坪、泸溪县浦市、石门县皂市等数十处史前和商周时期古遗址。基本建立起了湖南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基本廓清了湖南商周时期古文化的区系类型以及它们与中原同时期文化的关系。为湖南先秦时期考古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也为此后更大的发展从宏观上找准了方向。1978年,何介钧去调查安乡汤家岗遗址,一个人背着背包从县城步行了近60里;1973年发掘三元官遗址,在遗址附近连一间可避风雨的空闲茅棚都无法找到,只好每天往返步行近20里;1979年发掘安乡县划城岗遗址,当时湖区还不会打井,“加上冬旱,只得饮用屋前小水沟里又脏又臭的水。1986年发掘临澧九里大型楚墓,两个月时间里只有三、四个晚上有电灯照明。现在虽然条件大为改善,但高温酷暑或冰冻严寒天气在发掘的过程中仍是司空见惯。何介钧由一个考古园地的初学者变成亨誉中外的著名考古学家,回首走过的路,他深有感触地说:“考古工作又苦又累,但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如今,湖南的考古工作业绩已是举世皆知,从距今1万年到4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每个段落已清晰明了,在此基础上向久远追溯,又发现了遍布三湘大地的数百处旧石器时代遗址,最早的已达数十万年。往下探寻,还发现了一系列与中夏商周文化相对应的地方性文化。如今那些沉睡在地下几万年,几千年的遗迹遗物终于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随着它们的出土,使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产生了质的飞跃.何介钧正是这一系列重大发现的直接领导者与组织者。
    对古文化的把握,首先必须从认识古代遗物和遗迹人手。经过长期的田野实践,何介钧练就了这样的本领:漫步古代遗址,随意拾起地上的一块陶片,他能立即告诉你它是什么年代哪种文化的遗物,它是何种器物哪个部位的残片。你不得不惊叹他对陶片的认识能力。殊不知,没有几十年的工夫,哪能练出这一手过硬的本领。
    进入九十年代,何介钧进入他事业上最辉煌的时期。从1991年起,他作为总领队,连续八年主持和组织了对澧县城头山城址具有历史意义的发掘。八个秋冬的辛劳,八个秋冬的思虑,终于赢得了巨大的胜利。通过发掘,证实了这座古城始建于6000年前,是当今所知我国最早的一座城。发现了6500年以前人们开垦、耕作的稻田,它比世界上任何一处已揭露的稻田都要早。去年冬天,又在城内发掘清理出一座完整的大祭坛和众多的祭祀坑……每一个发现,都增添了中国文化的光辉,都成为可以改写历史的物证。特别是6000年前城的证实,在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上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因为城本身就是作为文明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存在的.文明的出现显示着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进步的阶段,由部落社会向文明社会跨进了一大步。6000年前城头山的城墙在广袤的洞庭湖平原上耸现。实际上昭示了文明的曙光初现。当1997年夏天何介钧向新闻界发布这一重大发现的消息时,对学术界的震动实在太大了,紧接着,国内外数十家新闻媒体相继作了报道,高度评价了它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宣示过去认为落后的长江中游地区,实际上有着与中原同等发达的史前文化,在某些时段甚至还明显地超越了中原。1998年5月,中央电视台和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华文明》影片摄制组来到城头山,将首集的第一个镜头选择在城头山开拍,他们拍了一个人和一座城。当何介钧在清晨的霞光中走在城头山城垣上时,正好一轮红日从东方地平线上喷薄而出,一群鸟儿从天际飞过,摄影师抓住了这一美妙的瞬间。
    30多年的耕耘和探索,何介钧对湖南先秦古文化有了精确的根据。并由此为出发点,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大到整个长江中游地区,整个南方,乃至全国。1997年,他的论文汇集成《湖南先秦考古学研究》,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迄今为止他已发表论文近百篇。独著和合著学术专著五本。并接受了研究和出版单位两本学术专著和三本考古学大型报告的约稿。何介钧感到时间紧迫,计划在3至5年时间内完成这五本书一百余万字的写作。由于他的研究成果和声誉,多次被邀请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并作主题发言和宣读论文。他的这些工作业绩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评价,他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人事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授予的全国文化、文博系统先进工作者光荣称号。
    何介钧常说:“干考古这一行,总是带着遗憾。回首往事,老是觉得有些事没做好,但又无法补救了。往前看,有好多事,好多课题想去做,但遗憾的是时光流逝,去日苦多!”这番话.道出了他对工作的渴望和对真理的追求,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只有永不满足,不断进取的人,才会有如此深刻的感受。